王振：长三角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王振：长三角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王振为国开放程度最高、长角创新能力最强的已成跃开区域之一 | 亲历这五年⑥

记者 方卓然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经济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放程自此，最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快车道。度最

回顾近几年，高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何成效？力最

为此，界面新闻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强的区域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振，王振为国他的长角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便是区域化发展。近年王振出版多部研究著作，已成跃开包括《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协同战略研究》、《长三角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等。发展放程

王振认为，过去几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可以概括总结出四大成效/特点，即：制度创新持续有力，不断向纵深推进；经济发展韧性更足，呈现高质量态势；立体交通互联互通，同城化进程加速；三省一市深度联动，开创共同富裕新格局。

自述人 |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振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中，长三角地区的核心战略要务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所以，区域一体化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更高层级。而这其中，长三角地区承担了率先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使命。

这一使命也可以说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改革攻坚克难，就是要破除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构建统一大市场，增强区域创新策源能力，实现区域城乡共同富裕。

这些年来，国家层面对长三角地区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制度创新顶层设计和行动部署。

比如，2019年印发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可以说是一部集成多领域制度创新的战略规划方案。

按照规划方案的统一部署，以跨行政区域的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导向，以改革举措系统集成为模式，在长三角地区多个领域、多个空间同时推进，并且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G60科创走廊、南京都市圈等国家战略性先行区为引领示范，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可借鉴、可复制的制度创新。

再比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不破行政隶属关系”格局下，打破行政边界，自2019年11月正式成立至今，已推出两批八大类73项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并在各个省际毗邻区域的一体化实践中得到了积极的复制和推广。

又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立三年，基本建立了“五自由一便利”的制度型开放体系，而且实现了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强大功能，引进特斯拉项目、发展数字贸易、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等等，都是基于更高层次制度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引领长三角各个自贸区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积极而又生动的示范样本。

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挑战，但我们从2021年的数据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韧性更强。

2021年三省一市的经济增速，上海为8.1%，江苏为8.6%，浙江为8.5%，安徽为8.3%，都高于全国8.1%的平均水平；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达到27.6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24.2%，比2018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人均GDP整体水平为11.75万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5.06%。按照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人均GDP水平达到1.82万美元，已接近发达经济体的中级台阶。

我认为，在科技创新驱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数字经济驱动下，长三角地区已基本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2021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8795亿元，增速达到15.2%；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47.5%，增速达到14%；浙江省以、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占27.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8348亿元，增速达到13.3%；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8.8%，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3.4个百分点。

根据2020年数据，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10.83万亿元，占全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约为28%，其中数字产业化2.78万亿元，占比为26%，产业数字化8.05万亿元，占比达74%。

特别在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构架下，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的内生动能不断增强。

围绕创新策源能力建设，三省一市聚合力量、合作共建，如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携手打造的“两心共创”，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三大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联合攻关，四地共同搭建的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在上海张江成立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等，这都可以让广大中小城市、中小企业低成本共享创新共同体的强大溢出效应，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我认为，快速打通省际交通断头路，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最快推出落实的举措，大家也可以认为这一举措具有标志性意义，即从解决有形的交通“断头路”开始，再到解决各公共领域存在的各种无形“断头路”。

在2018年5月，三省一市共同编制推出的三年一体化行动方案中，就具体提出了打通17条省际断头路，现在多数项目已经高标准建成通车，同时还开通了60多条省际毗邻公交线路。

沪苏浙皖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加快推进各项基础设施的衔接、互联、互通，以此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为释放更多的同城化效应提供动力和基础。

这些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织密高铁线路、完善高等级航道网、建设现代化机场和港口，还包括了加强江海陆空铁紧密衔接，建设虹桥大交通中心枢纽与其他分级枢纽，构建长三角机场群、港口群一体化智能化管理体系、延伸中心城市轨道市域线等，还包括了5G基站，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而在当前服务稳经济大局下，长三角地区更是抓住投资机遇，提前实施一系列高标准互联互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增强内生动力、促进区域一体化打下基础。

基础设施的高标准互联互通，扩大了区域同城化的空间半径，深化了区域同城化的目标内涵。

都市圈或城市群的同城化，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载体，也是区域一体化实践的结果。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通畅和频繁，对区域同城化提出了更多的诉求，这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动力。

这些年正是各地政府、企业和百姓对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等有了更多诉求，这样上上下下都对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有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和期盼。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交易”，这些按行政区设置的公共平台，也在积极的创新实践中探索如何走向区域一体化。

去年，上海与苏州两个紧邻的经济中心城市开始讨论沪苏（州）同城化问题。这个同城化，与注重于交通时空的同城化不同，我们称之为深度同城化，要实现的是同城标准、同城规则、同城待遇、同城共建。

此外，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考量。

这些年，在上海的龙头带动下，苏浙皖各扬所长，发挥比较优势，努力构建区域联动发展新格局。最突出的，就是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利益共享，深化合作园区或创新飞地建设，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从中心城市和长三角核心区向其他地区，尤其是不太发达的地区辐射扩散，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认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